02-08-曉宇-疫区日记:没人愿意及早地说出希望,虽然我们还没有忘却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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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曉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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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娜走后,我们失去了时间。曾经她每日和大使馆的联系,消息时断时续,时好时坏。无论怎样,创造时间的延续。一桩我们仿佛在插手参与,又不断发展的事件。事情远没有到尘埃落地的地步。德国撤侨飞机上,发现两名确诊。他们要在军营里待上两周,出来的时间,由一百多人的健康状况决定。多发现一例,隔离时间重记,疫情下的连坐制。

拥有进度和反馈,在封城的日子里,无疑是奢侈的。现在,进度限于每日早上,更新的确诊和死亡人数。我们不大关心疑似和治愈,前者放缓和后者增长,都不足以形成慰藉。我们开始晚睡晚起,三顿减成两顿,虽然不是总能成功。站上体重秤成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。我醒的不晚,但总会在床上磨蹭一阵,直到隔着走廊,对着父母的卧室喊,今天多少例了,新的一天才开始。

一月二十九日,过万。二月二日,过两万。二月七日,过三万。不愿承认又不可否认,麻木感渐渐蔓延。数字变得抽象,似乎需要更大量级,激起情绪波动。口中谈到“几百”,到了“几千”,到了“上万”,经历早间短暂的战栗后,继续柴米油盐的生活。个体的故事比数字更揪心,然而我们心底明白,数字也是个体遭遇,发生了上万遍。麻木和健忘,成了维系生活的必需。在此之上,还有两种时而闪现的情绪,羞耻和侥幸。羞耻于持续生长的麻木,对同胞不幸的情感透支。侥幸于自己躲过一劫,还有抱怨和愤怒的气力。

麻木不仅对人和疫情,它也侵蚀了时间。我们时常忘记今日是哪一天,先是按照公历来记,后来按照农历,两种法子都不奏效,一天看几遍手机提醒自己。白天比晚上更容易睡着,本来作息不规律的人,此时更乱了章法。临到中午才起来,这一天不知地糊弄过去,人也昏昏沉沉。太阳出来后,城市披上一层薄薄的白光,浑浑噩噩的感受更是强烈。昏沉,像是精神上的传染病,在城市里传播。

奇怪的是,车辆近乎消失,工厂停工,空气质量并无改善,盖着往年冬日的霾。人们不禁怀疑环境保护举措的逻辑。如果我们再加上一桩传染病,那就是潜伏四周的怀疑。大家都有点疑神疑鬼。对自己,对邻人。一声喷嚏,提心吊胆半个上午。邻人出门时的踉跄,半夜莫名来的来车,都让我们怀疑对方是否感染。路人,特别指向一人或是一楼,意思是说,那人病了,那楼有发热。手势代替言语,碰到极端需要问候的情况,大家碰肘致意。

二月三日,军队接管了十天建成的医院,接管了交通关卡和生活物资的配送。小区门口出现了平价的蔬菜摊。我们收到免费的蔬菜,三根黄瓜。物价平稳,没有生活上的恐慌,不少人认为这是解放军的功劳。但军队的带来也提醒人们形势的严峻,大家觉得如果疫情减退,便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。好消息总伴着坏消息,坏消息则可以单枪匹马。

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盼到他们的未来。城中秩序没有因为疫情陷入瘫痪。支援医院货车,因车身不洁,占用人行道,被城管锁住。日常的规则仍然留在紧急状态里。消费停滞了,除了食品开销,没有可以花钱的地方。购买物资,成了唯一合法的出门理由。人们拎着袋子回家时,故意绕远一圈,增加难得的户外时间。没有人就此低估钱和消费的价值。只是当选择有限时,钱也退到次要的地步。人们没有忘却它过去和未来的力量。

父亲成了一名水平欠佳的预言家。封锁初始,他说,这不过是四五天的事。两天后说,这恐怕要是两周。两周变成了三月前,又信誓旦旦地说,这样的情况,最多再过一周。我们没人知道这要持续多久,拐点何时出现,只是清楚,这比最初设想要长。父亲的预言,在两个极端里来回摆动,好像封城可能马上结束,又可能持续上数月之久。

如此的极端摇摆,几乎涉及有关疫情的一切。人们有时完全丧失对权力的信任,满腔怒火。有时则信心满满,感动地掉下眼泪。这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人那里,而是在同一个人身上,矛盾地集中,今天和明天,上午和下午,这一秒和下一秒。

我们用琐碎漫长的家务来消耗时间,把食物变成由原料开始的手工。我们延伸着动手自制的范围,馒头,面条,饼干。逐个把床单被罩,拆下来清洗。姥姥坐在桌前,摘了一上午的青菜,红菜苔掐段,抽茎。小区里,有人把车洗了一遍又一遍。可惜,这样的热情维持了一周,便转入颓势,吃穿成了朴素简易,得过且过。我们的食欲也没有开始时的澎湃。我下定决心,洗了头发,刮了胡子,全身上下换了衣服,袜子也是。搬出哑铃,擦了灰,限制了新闻的时间。到了第二天,生活又回到了浑噩之中。像鱼,短暂地出水呼气,又沉入水底。

比起时间的日渐模糊,我更加怀念声音。每一天,我饥饿地寻找房间之外微弱的声音。临近高架和机场,头顶和房前的声音消失了。猫狗继续它们的沉默。午后,短暂听见邻里炒菜,食料入油锅的滋啦,铲子敲击锅边清脆的声响。保安带着喇叭,走过一圈,戴口罩和勤洗手的广播。市民约定八点唱国歌的夜晚,我打开窗户,满怀期待地按时守候。

对我来说,这是独特的延续。三个月前,在黎巴嫩遇全国抗议,不能上街的人约定,晚上在屋里敲击锅碗瓢盆,一到时间,城里就下起金属的雨。他们在那个时候罕见地守时。国歌没有如期而至,小区一片寂静。最终,只能通过朋友的视频,感受在中心城区的热烈。曲终,喊起武汉加油,有人便哭出声来。这场活动因为担心飞沫传染,没有在第二天继续。

例外是鸟叫,封城后逆向壮大。鸟群重新占领城市,每日巡逻,无所畏惧地掠过头顶。不得不说,这种单调和强势的声音,难以让人喜爱。其它动物在莫名地走向死亡。水沟里出现了猫狗的尸体,毛发和污水搅做一团。湖边接连出现漂浮的死鱼,它们个头不小,五十公分以上,像是停泊的船,沿着岸依次摆放。散步的人,站在湖边观看,没人开口说话。他们像雕像一样立在水边,直到一个孩子说,该不会是得了肺炎吧。大家才面露笑容,一哄而散。渔船开始打捞死鱼,以免引起更多的猜测。三天之后,谜题解开了。母亲目睹了凶杀的现场。白色水鸟,张开翅膀,嘎嘎地飞过水面,猛地缩紧躯体,掉转方向,向水扎下去。鱼奋力地挣扎,水花四溅,最终,血淋淋的鱼体,浮上水面,等待被浪冲至岸边。它们个头太大,水鸟不能叼起,而它们死后,鸟儿也不食。

姥姥说,啄死不吃,真是极大的浪费。她口中的水鸟,是以杀戮为乐的恶毒小人。她把这些归作是灾年的恶兆。应该拿网收了这群鸟,她说。你怎么老想着违背自然的事,父亲说。姥姥说,对面树上的鸟在拆窝,一根根枝条,衔走飞离。父亲问,搬家还是别的鸟在偷走建材?姥姥说,这就不知道了。父亲说,该不会是赶上了拆迁,等主人度假回来,发现窝没了!无家可归。过了一阵,它们收工,留下光秃秃的树枝。

进入二月,腊梅开花。每逢夜晚,街灯点亮,浓烈的香气冲到路上。此时在路上的,不是趋向自由,就是奔往死亡。网络让复工成为可能,年轻一代成为家里首批恢复上班的。此时,我们认清回到过去的渺茫,也越来越难想象疫情的突然结束,没有准备的重新开始。那恐怕会让我们手足无措。但要说怎么准备,也无头绪,只是不愿陷入,陡然的乐观和随即的失望里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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