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-26-兔草-封城记1：我们与死亡的距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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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兔草（来自豆瓣）
来源：https://www.douban.com/note/750077041/
2020-01-26 15:33:59
今天是大年初二。
去年这个时候，我在武汉，正和家人一起吃着饭。母亲让我多吃菜薹，父亲给我盛了一碗藕汤，表妹一边玩手机一边说要去武广买化妆品。
现在，回头看当时的一切，那些日常的，无聊的，根本不会被我记住的微小时刻，在今时今日成为一种全然的奢侈。当一切的正常生活都搁置了，我的故乡仿佛封在一个半透明的雾状玻璃瓶中，我听见家乡父老在其中哭嚎，求助，可我根本无能为力。
我一向是个悲观的人，所以在十二月底就提高了警觉，有二十多年交情的闺蜜每天和我在互联网上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。那些消息和官方给出的数据成为一种可怕的映照。我们试图劝家乡的亲朋戴上口罩，但所有人都不以为然，我甚至因此和一名女公务员发生了剧烈争吵，她说：“我工作的地方就在华南海鲜市场旁边，这附近根本没人戴口罩，你说话放注意点。”我那时便感到一种悚然，哪怕是这样的小人物，因为和权力有了小的亲密接触，竟恍惚飞升，在说话语调上，凌驾于我这种普通市民之上。
现在想来，谁都无法相信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，以至于每个人回头看，都会发现二零二零的元旦和二零二零的春节是截然不同的面孔。在我们期待新的一年到来时，新的一年已埋下恶魔的种子。
1月20日，我取消了返汉的火车票，母亲有点不开心，但并没有大闹，只是安慰我说：“那我们就在泉州见吧，然后再回上海。”当时我还没有放弃去泉州旅游的幻想，也根本不会想到三日之后的突然封城。现在想来，一切都如幻梦。母亲平时总说“过好自己的小日子”，可实际上，哪有什么“自己的小日子”呢？庞大的利维坦会随时随地碾碎普通人的幻觉。
年初，看《切尔诺贝利的祭祷》，惊异于这种灾难下，人类的渺小与无力，同时也想着，这种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人生中吧，但现在，它真实发生了，以我无法预想的残酷进行着，所有人性中不堪与美好的一面都被放大了。
有人说，你们这种搞文字工作的只会假惺惺的写点东西，你们能做什么呢，只能呈现虚伪的悲悯。是啊，我确实除了能写点东西，根本做不了别的，这是我无力感与虚无感的根源。在人类历史上，发生了那么多灾难，留下了那么多文字与记录，然后这些事还是一再重演与发生。
“武汉完了……”，这几天内，我的小学同学、初中同学，我家乡的亲朋，隔一阵子就给我发这四个字，每看到一次，我就知道背后打出这几个字的人已经崩溃了。我能安慰她们什么呢？我能笑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吗？并不，我甚至担心上海或者中国的其他城市会变成第二个武汉。
我能理解，外地的朋友对武汉没有那么深刻的感情，所以他们不必这样共情，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好自己，或者担心武汉逃出来的人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安全，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人性，不必苛责，只是我完全不理解为何还有人在微博对病人家属说他们在造谣？
我也是第一次意识到“封城”二字背后的残酷，感觉是被抛掷到了一个被动的战争中。虽然没有军队的撤离，没有肉眼可见的铁筑屏障，但身处其中的人很难坦然处之。母亲偶尔会给我发视频。其中一个，是在一个老破住宅前，一个男人用武汉方言说：“对面滴，把窗户开到撒，我们出来吵两架。伙接，带屋里要憋死鸟啊。”我平时总嘲讽湖北人的愚昧落后，但又被市民们的乐观所感动，在这种状态下，除了无可救药的乐观，我们还剩下什么呢？
在长江日报的老同事，外出采访，指着空无一人的大桥说：“这是武汉，我们的武汉，会好起来的。”虽然平时总嘲笑武汉人的盲目骄傲，但现在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一切都苍白、无力。
我并不认为这种事落在其他的省份，他们的表现会比武汉更好，就我所知道的，官员与官员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，而湖北的确倒霉，摊上了最可怕的那群人。歌颂河南的背后还是一种期盼明君的潜意识。可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是盼一个明君出现？（在那种洋洋自得的背后，难道不是身为蝼蚁的另一种可悲？）
有无畏的医生与记者，也有发国难财的烂人。把旧口罩回收的，冒充医院领取物资的，丢下同事逃跑的院长，迫切要把在外的武汉人“赶尽杀绝”的人，指责患者家属造谣的键盘侠……
瘟疫总会过去，而我担心的是，如若所有人再不改变，一切还会在未来的某日卷土重来。
现在是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反思，我们过去是否过于不珍惜自己的日常生活，我们沉迷于物质之中，沉迷于欲望之中，从来没有一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生活。而现在看来，过去那些我觉得困难的事情在这一场大灾中完全就不是事情，我再一次体会到经历过大型战争的人是如何面对人生的。以前当然还是纠缠于“梦想是否实现”的理想中，现在倒真觉得“活着就不错了”。
现在回头看，一切都很奢侈，一月初，为了看话剧，和朋友去了次无锡，那时我们都还是温水中的青蛙，对迎面而来的风暴毫无警觉。昨夜，跟她打电话，她人在贵州，我说：“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了。”她说：“是啊，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不是夏天了。”又想起在惠山寺，我买了一大把的香，在僧人的诵经声中，朋友帮我把蜡烛点燃，把香点着。我为全家祈福：“我不要什么钱，也不要什么别的，我只希望一家人平安与健康。”
书里写——“这就是你：一个普通人、一个小人物。你和其他人都一样——你去上班，然后回到家。你拿着和大多数人一样多的薪水。每年，你都会外出度假。你就是一个普通人！然而有一天，你突然变成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，变成了一只动物，一件所有人都感兴趣，但与此同时却一无所知的东西。你想像以往那样，继续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，但是现在，你却做不到了。人们看你的目光都变得与众不同。”
“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城市，我们失去了全部的生活。”
九八年，我十岁，踏过及膝深的水去上学；九九年，我十一岁，躺在汉阳医院等待医生帮我拼接因车祸骨折的手臂；二零零三年，我十五岁，知道SARS会死人，写了一封信给之前绝交的朋友说，活着很难，我们不绝交了吧；二零二零年，我即将三十二岁，这一年的除夕，湖北封省。
回头看，我与死亡已经有了太多次的亲密接触，恐惧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我爬起来，试图还能在废墟中打捞自己残破的神识。我现在做的这一切有用吗？还是根本毫无意义？已经不愿多想。我只知道有更勇敢的人还在前面跑着，这便是我也必须勇敢的原因。